代孕合法化之争：无偿代孕和商业代孕都是对女性的剥削吗？

自央视开办《百家讲坛》以来，复兴国学、回归传统的运动便开始借助官媒的平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学校的基础教育和网上的公共讨论。从《论语》、《弟子规》到如今的《中国诗词大会》，从官方主导的造星，到民间跟风的读经，传统文化如何融入当代生活，仿佛是背负丰富而沉重历史遗产的中国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然而这次对《中国诗词大会》的批评却显得有些矫枉过正，纵然在节目的宣传导向上，难免有上纲上线的意识形态语言，但参赛的每一个选手，每一个生动鲜活的个体，以及他们与古诗之间真实深刻的关联，却不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在他们身上，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在当代阅读和吟诵古诗的意义——古诗是古人和古代生活在当代的“在场”，它不是想象中遥远的他者，也不是需要鉴赏能力的小众趣味，相反，它能够切实地帮助我们理解自身，理解作为中国人在当代生活的境况。 

春节期间，《人民日报》官微的一条试探性的微博又将代孕的话题重新带回了公共视野。近几年来，强制性计划生育带来的负面遗产正在集中爆发：人口急速老龄化、劳动力不足、市场萎缩、养老金储备不足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2016年国家全面开放二胎。然而，即便没有政策强制，现代社会人们的生育愿望已经普遍下降，一方面是避孕知识和手段的普及，另一方面，现代生活的巨大压力和养育孩子的高昂费用也使得生育成为了沉重的家庭负担，即便全面开放二胎，中国的生育率也没有大幅回升。相较于其他国家的鼓励生育政策（如税收优惠、母婴福利等），将生育劳动和风险转嫁给无力拒绝市场的底层女性是促进生育的可行之道吗？ 

1、《中国诗词大会》意外走红：传统文化如何融入当代生活？ 

春节期间在央视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火了，这个“没有网络语言、没有花式字幕、只有以文会友”的综艺节目，被称为春节银屏上的一股“清流”，在收获观众口碑的同时，也拿下了不俗的收视成绩；同时火了的还有来自上海复旦附中的16岁女生武亦姝，在2月7日的总决赛中，她击败上届冠军、北大硕士彭敏，成为了第二季的年度总冠军。然而，随着第二季诗词大会的落幕，一些争议和批评的声音也纷至沓来，许多人质疑背诵诗歌在当代的意义，在央视平台播出这样的节目，以及公众对“天才少女”的追捧，是否也反映了一种官方导向和民间风尚，将我们的基础教育进一步引向传统、引向识记，而背离前沿和创新。 

对于媒体和公众对武亦姝的追捧，称其“满足了对古代才女的全部幻想”，媒体人陶短房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真正的诗词才华在于创作而不在于背诵，除去创作，鉴赏也能算在“诗词才华”的范畴之内，但是由于文学鉴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性，“鉴赏才华”也只能见仁见智。无论如何，背诵诗词与才华无关，至少不是主要衡量因素。《中国诗词大会》的选手在答题过程中也暴露出对基本诗词创作平仄规律的无知，这样不明就里的生硬背诵，对于诗歌传承有何裨益？ 武亦姝 

陶短房认为，诗歌与其他文学体裁一样，都是用来寄托、抒发某种情感的，随着时代的变化，适合大多数人的诗歌表达形式自然也会发生变化，这既受到外部环境、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也与语言习惯、读音规律的演化分不开。在现代的社会环境和现代汉语的语境下，古诗词所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土壤大多已不存在，它的小众化是不可避免的。而对待诗词这类文化遗产，比较可取的保护、传承方式，是利用现代科技和资讯的便利，为“小众爱好者”提供更多、更便捷、更权威的辅助工具和参考资料。 

在《少年人，背个诗词算什么本事？弘扬传统文化就靠背背背吗？》一文中，学者杨早对《中国诗词大会》上年轻选手的走红表示不解，在他看来，年轻人对于自己的文化偏好都很舍得下功夫，有打游戏打得棒的，看动漫看得好的，写程序写得溜的，自然也有背诗背得多的，电视台做节目让大家消费一下，本也无可厚非，但非要把一种爱好抬高到“弘扬传统文化”的地步，反而漏洞百出。 杨早在文中对我们民族自古以来的“记忆力崇拜”提出了批判，他认为，从古代的科举考试，到现代的文科高考，再到近来的益智类综艺节目，都是出题者与考生的一场记忆力大博弈，但是光靠背背背，能够弘扬传统文化吗？杨早认为不然，以围棋为例，Alpha Go一出，讲求算路的“胜负师”全军覆没，反而是“求道派”、“文人棋”不畏强敌，因为他们追求的是棋形美观、棋路飘逸，而这种审美境界不是人工智能可以理解的。  但杨早对于武亦姝等女选手的评价则带有很明显的性别偏见。他暗示《中国诗词大会》上男女选手比例悬殊的原因，是女生更擅长“死记硬背”，又嘲讽高中文科班里有很多女同学可以把整本教材连同注释全背下来。强调“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加之信息时代对“识记”的要求越来越低，死记硬背的能力或许已经不值得大书特书，但这并不意味着，记忆力好又勤奋的人应该被置于所谓“聪明、灵活、有创造力”的反面，更不应该成为女性在升学、选择专业和就业上被认为不如男性的理由。很多研究都证明，女性在不靠死记硬背的所谓“理科”上的能力并不逊于男性，反而是顽固的性别偏见和在专业、职业选择上的机会不平等，将女性困于所谓“更需要耐心的重复性工作”。  许多评论质疑当代人读诗、背诗的意义，将读诗、背诗视为一种教育的偏颇和对记忆力的炫耀，仿佛创作才是唯一有价值的，而《新京报·书评周刊》公众号重刊的作家淡豹为张定浩诗论所撰写的书评，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赋予读诗以当代意义。淡豹认为，张定浩的诗论意在彰显古诗与古代生活、在当代的古诗与当代生活、当代对故事的阅读与古代诗人的写作，这三者之间并不断裂，三种诗与生活可以并且正在相互体恤，阅读古诗、阅读古人的生命，想象他们生活的世界，体会他们用文字召唤的那个世界，可以帮助和治疗当代，也有益于今人自身。  在淡豹看来，古代与当代之间的承继性是真切而实在的。我们仍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活在由古代诗歌塑造的中国，古诗与古代诗歌的生命在历朝历代的人们对诗歌和诗人的述说中，使中国成为中国。上海地铁中拎着电脑赶去上班的程序员是一种当代的“旅人”，时代困于扎瘥夭昏，人仍不免饥寒匮厄。古诗在今天经常以过度审美化的方式被架空，成为所谓的文化遗产或民族传统，但我们往往以不自知的方式生活在有李白的中国。  2、代孕合法化之争：无偿母职和有酬母职都是对女性的剥削吗？  2月3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表题为《生不出二孩真烦恼：45岁以后近90%女性无生育能力》的文章，文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探讨“代孕是否可以开放”，并借专家之口暗示开放代孕的可能性，但在《人民日报》官微随后发起的在线调查中，却有超过八成的网友表示不支持代孕合法化。 根据“新媒体女性”的报道，商业代孕在我国一直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名义上，我国全面禁止代孕，但并没有将非法代孕入罪，只是在前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规定，对代孕处以最高3万元的罚款。跟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代孕费用相比，这一数字几乎没有威慑作用，另外这一处罚只是针对医疗机构，对商业代孕行为没什么效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非法代孕已经形成产业链，《华商报》于2014年发表的一篇报道中称，“中国每年通过代孕黑市诞生婴儿超过一万个”。  2月8日，国家卫计委出面回应，称代孕“违法违规，下一步将继续严厉打击”，关于国家开放代孕的疑虑暂时告一段落，但从法律、政治、伦理等角度对代孕的讨论却仍在继续。  法律学者姚遥在《代孕，谁才是孩子的妈？》一文中指出，早在1930年，左翼作家柔石就根据江浙地区的“典妻”现象创作了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穷人家的男人将自己的妻子以一百块大洋的价格典当给大户人家，三年为期。大户人家的户主没有儿子，生不出儿子的正房太太不接受纳妾，最终妥协的结果，就是通过“典妻”让他人代孕。三年之后，心力交瘁的女人告别新生的男孩，回到自己家中，面对的是已经全然陌生的孩子。“典妻”之后，大户人家多了一个男孩，穷人家的生活没有改善，而丈夫、妻子和孩子之间的人伦和亲情，却撕裂得更加彻底。  现代的商业代孕依然是“典妻”的翻版，贫穷阶层的女性将自己的卵子和子宫出售给上层人群。在美国代孕合法的州，九成以上的代孕者是为了经济报酬而来，然而，大部分代孕者不会因为这笔意外之财就完成社会阶层的跃升。对她们而言，代孕的风险和问题远远大于收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谁才是孩子的母亲”的问题，根据我国最高法院的复函，孩子的母亲需要完成提供卵子、分娩、抚养孩子的工作，才能被认定为孩子的母亲，这一规定远远落后于科技发展，应该借鉴英国和法国的法律——不考虑卵子来自何人，一律认定分娩者就是孩子的母亲，谁的子宫谁做主。 国外的反代孕公益广告  这样一来，即便分娩者是代孕者，她依然享有一个母亲的身份，如果她无法割舍亲生骨肉，也可以选择自己抚养这个孩子，没有人可以强迫她交出婴儿；如果她选择将婴儿的监护与抚养交给另一个家庭，在法律上可以通过收养的程序完成。在这样的制度下，无论是商业代孕还是志愿代孕，代孕者能否得到经济补偿，责任都更加明晰，代孕者在享有母亲身份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也使得她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生育机器，在代孕过程中保有了完整的人格。  女权主义者吕频在《代孕：令人焦虑的母职交易？》一文中指出，代孕的本质是一种母职交易，在现有的父权秩序下，女性的“无偿母职”早已构成一种剥削行为，底层女性在市场中提供的“有酬母职”更是一种剥削，因为怀孕是一份工作，而且是一份连续九个月24小时无休的工作。母职的劳动属性长久以来被掩盖，它被视为女性的自然义务，在古代，不履行这项义务的女性会面临惩罚。而当女性的社会和家庭地位提高，母职转而被描述成一种可以陶冶情操的自我实现过程，然而无论何种叙事，都回避了母职所包含的日常劳动。  吕频表示，迄今为止，禁止代孕只是将市场推向地下及跨国运营的灰色地带，但她也不想站到合法化一边，她认为，处理代孕问题，应该因循处理其他充满异化的妇女劳动的思路，首先从对妇女境遇的考察中找出降低伤害和提供支持的机会，就像为性工作者提供避孕套，这需要进入和披露内幕，而目前关于中国代孕母亲的信息实在太少了，远不足于支持任何有实际操作价值的政策论述。 而要从根本上避免代孕中的剥削行为，就不仅仅是禁止还是合法化的问题，而是要设想如何才能解放母职，或者说，取消母职，取消这个作为父权制基础的女性义务角色。在2014年的母亲节，就有人发起“母亲罢工”的倡议，这一活动的目的是迫使社会正视母亲的贡献，由此也可以引申出一个问题——如果取消母职，女性会失去什么，又会得到什么？